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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会成为重大变革契机抄纸助剂

来源:整点整理 作者:整点 人气: 发布时间:2020-06-29
摘要:版权归属K.DavidBishop扫码阅读专题疫见世界观·海外大咖访谈录之十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,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...

  疫见 世界观·海外大咖访谈录之十

  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,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这场世界性危机,也被广泛认为将深刻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。如何顺利度过危机,并重塑“疫后”世界新秩序,必将成为未来较长时段内的主要国际议题。

  疫情暴发之初,美国著名学者贾雷德·戴蒙德出版于1997年的经典著作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,就一再被人们提及。

  在这部作品中,戴蒙德总结人类历史上的经验教训,提出“病菌取得的战果,甚至要超过武器的胜利”。在他看来,病菌在塑造殖民版图和政治格局中扮演过独特的角色。在此之后,戴蒙德又在新作《剧变: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》中,再次在更大的历史脉络中来为不同国家的危机与优势进行诊断。

  对于这次疫情,不同国家体现出不同的应对方式与风格,也暴露出各国潜在的危机与机遇。那作为“黑天鹅事件”的新冠肺炎,会带来怎样的变化?

  基辛格提出“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”,戴蒙德也认为新冠肺炎将触发社会剧变。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,他表示,“这是全世界首次面临同样的危险,我希望世界各国能够合作解决新冠肺炎危机,进而有动力去解决其他世界危机。”

  事实上,15年前,戴蒙德曾用“破坏之马”和“希望之马”形容此类全球性危机和解决方案,他在《剧变》中再次写道:这场“赛马”的结果尚未可知,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“距离这场比赛尘埃落定之时已经越来越近”。

  而他眼中的“世界各国合作”,无疑是赢得赛马的重要路径。

  移民改变社会,但无法改变地缘政治限制

  疫情发生后,地区壁垒与地缘政治话题引发很多人的关注。在很多人看来,隔离措施会增加地区之间的壁垒,让地缘政治更加微妙。

  而在地缘政治方面,戴蒙德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观点,如大江大河会影响一个国家、区域的政治和历史。

  新京报: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,你的著作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,再次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关注。你在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——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,心理距离可能却很远,甚至少有共同之处。比如,澳大利亚离印度尼西亚要比离英国近得多,却受前者影响不大。众所周知,近年来亚洲移民正在改变澳大利亚。移民会改变这种地缘政治上的约束吗?

  戴蒙德:没错,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可能没有什么共同点:想想今天的朝鲜和韩国,或者1990年之前的东德和西德。移民改变了社会,但他们无法改变地缘政治的限制:澳大利亚始终在它现在的位置,不管谁住在澳大利亚;中国的大江大河始终是平行流动的,欧洲的大江大河始终是放射状流动的,这对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有相当不同的重大影响。

  新京报:你在分析德国的境况时提到代际问题,代际差异乃至冲突在日本和中国也非常显著,很多发达国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,这会演变为一种国家危机吗?

  戴蒙德:大多数国家都会经历代际冲突,时移世易,不同代际会有不同的经历。例如,在我的一生中,几代美国人因为不同的生活经历而获得了不同的观点。

  对我这个年纪(生于1937年)的美国人来说,影响我一生的经历是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;对下一代美国人来说,这个事件是古巴导弹危机;往下一代人,是越南战争;再下一代,则是世贸大厦受到攻击。

  我想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,出生在不同年代的中国人经历了不同的情况,因而获得了不同的观点。

  新冠肺炎是全世界首次面临同样的危险

  贾雷德·戴蒙德对美国的社会困境与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等也有深刻洞见。在他看来,美国社会的“民主危机”更是一场人际交往危机。而疫情之下,人们需要找到黏合关系的方式,共同面对这场世界性危机。

  新京报:在分析美国如今的最大难题时,你提到,美国从未改变其核心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制度,但在当下为什么会发生民主危机?

  戴蒙德:我怀疑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,不仅仅是一场民主危机,相反,我怀疑这是一场人际交往危机:我们从面对面的人际关系,转向了间接关系。

  在这种关系中,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手段与他人交流,把他人视为屏幕上的文字,而不是活生生的人。

  如今,美国的富人生活在一个被穷人包围的世界,这会使他们自身也受到伤害,社会不稳定会带来个人安全问题。但这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问题——不管那些人是资本家,还是共产主义者。在国际上,同样存在富国与穷国的这种矛盾冲突,今天困扰欧洲的国际难民就是这种冲突的集中体现。

  新京报:你认为美国和欧洲蓬勃发展的民粹主义是一场危机吗?

  戴蒙德:这个问题或许要两年后才能回答,或许到那时我们才能看清楚今天蓬勃发展的民粹主义,究竟是代表了一场危机,还是一个短暂的现象。

  事实上,许多国家都有民粹主义运动,我怀疑是否存在某种统一的解释。

  新京报:你觉得社交媒体的使用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公众意见的两极分化?

  戴蒙德:除了社交媒体的使用,大众媒体的变化也同样重要,至少在那些大众媒体仍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还是如此。

  1948年,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我出生的城市波士顿只有三个电视台,每个电视台都必须去吸引所有的观众。

  我如今生活的城市洛杉矶,有497家电视台,观众只选择那些与自己立场一致的电视台。媒体不针对整个公众,而是只针对“小众市场”内的一小部分公众。

  新京报:你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疫情将在全世界带来的剧变?

  戴蒙德: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将会成为重大变革的契机。这是全世界首次面临同样的危险。我希望世界各国能够合作解决新冠肺炎危机,进而有动力去解决其他世界危机。

  【速写戴蒙德】

  比科技更奇妙的是丛林、小鸟与音乐

  戴蒙德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攻读生理学,成为胆囊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。同时,还是鸟类专家、人类学家、社会学家、生物进化专家和环境历史学家,在工作和研究中积累了大量考古学、基因学、人类流行病研究的知识。目前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。

  在戴蒙德看来,个人危机和社会危机之间存在一致性。只要能在危机中化险为夷,就能实现好的“剧变”。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言中有类似的表达:“凡杀不死我的必会使我更强大。”丘吉尔则说,“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!”

  他本人在求学过程中经历过一次职业生涯危机。在剑桥大学读生理学博士时,他曾一度因为对自己科研能力的自我怀疑而想要放弃学业。他当时认为自己有语言学习的爱好与天赋,想要去联合国当一名同声传译员。不过好在他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,完成了学业,并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生理学家。未能做出恰当的自我评估,是最初造成他纠结的一大原因。

责任编辑:整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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